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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箭厂视频】十年后2亿空巢老人,杭州老人别墅抱团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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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1-24


 

据统计,到2030年,中国将有约2亿空巢老人,如何养老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在杭州农村一所别墅里,十几位65岁以上老人展开了一场抱团养老实验。一年过去了,他们过得怎样?



和陌生人一起抱团养老



文/端木异



2017年,杭州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在报纸上发起“抱团养老”,招募愿意和他们一起在乡间别墅里结伴养老的同龄夫妻。报道一经发布,反响极为热烈,超过100多对老年人报名,最终有4对夫妻入选。

 

一年过去了,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老人们,发生过摩擦和争议,也有过温馨和快乐;陆续有旧人退出,也有新人补上。原本素不相识的他们,借一起摘菜养鸡,散步打麻将,轮流分配家务等活动,集体抵御孤独。

 

现如今,作为国内首个成功的“抱团养老”案例,仍旧有十几位陌生老人在这种养老新模式下结伴而居,并将继续实验和摸索。



发起“抱团养老”实验前,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曾有过一段原本还算滋润的养老生活。79岁的朱荣林退休前是个中学英语老师,王桂芬则是化工厂厂长,俩人育有一对儿女,家境优越,生活和美。


2010年,儿子出资在朱家老屋的宅基地上重盖了一栋三层高的农家小别墅,面积约500平方米,附近群山环绕,屋前有个大院,花木笼罩,屋后有半亩菜地,养了鸡鸭和看家小狗。老夫妻俩日子过得怡然自得,每周日下午,儿女也都会回来在此一聚。

 

然而,自2016年膀胱癌手术后,朱荣林就开始陷入抑郁,愈发觉得生活冷清、无聊。周围村庄拆迁后,老夫妻渐渐连麻将都凑不满一桌,偌大的别墅里只剩下两人四目相对,平时吃饭也开始用速冻食品马虎应付,不时还互相怄气。



苦恼之际,王桂芬在报纸上读到了“抱团养老”的报道。虽然最早尝试这种养老模式的余杭张阿姨以失败告终,但老两口实地拜访了解后,发现都是因一些诸如卫生间占用、日用分摊不均的琐事引发矛盾,俩人对此颇为乐观。

 

“我们地方大、房子大,而且房间都有配套的独立卫生间。”朱荣林夫妇相信,只要仔细把关筛选,尽量找合得来的人,就会避免掉这些麻烦。

 

为此,在正式登报招募前,老两口拟定了一些具体的标准或规矩。比如希望最好是年龄在65-80岁之间的夫妻,而非独居老人,这样万一吵架也有伴侣可以在旁边拉一下;希望脾气随和,经济上不能太斤斤计较;希望身体要健康,因为乡下偏僻就医不便;还希望是杭州本地人,这样大家吃饭口味会更接近,周一到周六可以轮流烧菜,周日也方便回家与儿女团聚,或自主安排活动。



细致而严格的招募标准,成为了朱荣林夫妇发起的“抱团养老”后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,也令这种模式更具社会参考价值。


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内,65-80岁之间的退休老人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非常尴尬的存在:明明有不少人身体和心态都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,却往往和行将就木、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被划分成同一类。

 

他们大多退休没几年,内心明明还渴望着能继续参与和投身到各种社会化的生活中去,可等终于有钱有时间、有头脑也有经验,儿女已经成家独立、自己早不再需要挣钱奔波了,反而“无处可去”,只能孤独地面对衰老。

 

发起和参与“抱团养老”的这些退休老人们,基本都是这种情况。



在这个小小的实验社群里,66岁的退休纪录片编导蒋一纯就是个典型。


他是杭州本地人,在城区有两套房,儿子有份不错的工作,也经常安排他出去玩,但日常互不干涉对方生活。他身体硬朗结实,性格外向活跃,虽然上了年纪,心态仍然很年轻,也很在意自己的日常穿着和风度。

 

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老,还想做点事,相比其他几对老人,蒋一纯更像是借着参加“抱团养老”实验,来观察和记录整个过程的。他打算把自己在这里的点滴写成亲历记,好以后加以推广,“这个事情这么火红了,那我就干脆把它当个事业来做。”

 

他曾笑着和我们举例分享老人间彼此相处的经验和智慧,比如大家一起吃饭,鱼不能烧一条大的,否则谦让一下,或者来晚了,就没得吃了。“最好是买几条小鱼,一人一条,都有得吃。”



但尽管如此,矛盾还是会不断产生。陌生的老人们在磨合过程中,因一些微小琐事激起的积怨仍然在所难免。

 

因为接受采访时的积极活跃,蒋一纯被其他人腹诽为“爱出风头”,是为了“名和利”,也因为他抱怨别人不配合媒体采访,老人们之间还非常孩子气地起了冲突,在“抱团养老”一周年聚餐会上厉声争执。

 

而一些生活细节被媒体捕捉放大后,也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困扰。房东朱荣林的儿子看到自己在报道中被描述成“因为儿子不关心父亲导致父母太孤独,才决定抱团养老”,就非常生气。还有一家媒体报道“抱团养老”的标题是“相聚容易相处难”,不少老人看到了都觉得颇为刺眼。



部分老人的质疑,没有动摇蒋一纯推广“抱团养老”的信念,面对媒体,他毫不避讳自己非常雄心勃勃的一面。


他甚至开始规划,附近长命村里家家都是小别墅,房子常年出租,完全可以收回来作为“抱团养老”模式的一个更大的实验田。“既然是先行者的话,那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事情推广出去,是不是?!”

 

蒋一纯甚至会援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:“我们国家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在2.4个亿,相当于要占总人口的17%到18%。”解释的时候,他似乎也在自我安慰和肯定:“养老是政府和社会要有担当、有责任的,那我们现在抱团养老,其实我们是在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,是不是?”



只不过,并非所有人都像蒋一纯这么热衷于“要做出点事业来”。朱荣林就觉得,这种“房东+租客”的模式很难复制,因为不是所有房东都像他这样,“只图热闹不求回报的”。


相比之下,朱荣林的抱团养老公寓租金确实是非常便宜的。根据房间朝向和硬件不同,每月租金1200-1500元不等,而且都用来请厨师、园丁等修建花木和烧饭打扫,并没有什么盈利。


虽然有过一些摩擦和波折,但朱荣林的儿子也依然很支持父亲做这样的事,他饭桌上笑着说自己父亲现在不爱抱怨了,因为没空抱怨了。他觉得抱团养老,确实让自己的父亲变得更加快乐了。



实际上,在国际社会上,这种65岁上下、还非常有活力的老人,有个普遍的称呼,叫“第三年龄者”。


“第一年龄”指刚开始接受教育、步入社会的阶段;“第二年龄”是工作结婚生娃的阶段;“第三年龄”正好是就是朱荣林或者蒋一纯这种,有储蓄和时间、可以实现自我的圆梦阶段,有些人甚至在这个岁数开创新的事业和人生;“第四年龄”才是需要他人照顾起居、走向死亡的阶段。


而在我国,65-80岁之间的“第三年龄”阶段人士,需求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,他们仍然非常需要人群的归属感,需要社交互动和精神文化,这些需求却经常被漠视。

 

“抱团养老”这种新的养老模式,大概正是这些“第三年龄”人士们突破现有状况的一种自主的尝试。无论最后结果如何,当老人们能保持这样开放积极的心态,去运转和推动这样的小群体自助行为,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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